软件世界中的牛虻—— 学无止境

文章

封建国家为什么落后，看“广电人士感叹10年巨变：广电产值滑至电信业1/6”

牛虻观点：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政府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政府部门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否向社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如果已经没有服务价值，就取消这个部门。政府部门，并不是一处诸侯的山头。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部门，利益山头，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只在乎本部门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近日“数字电视”这类显失民心工程出台的背景。

电信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功能行业，在垄断的环境下由国家保证资本投入，当然是把老百姓的油水赚足吃饱。而广电，要知道中国并不是一个传媒开放的国家，新闻管制国家，传媒是政府的喉舌，当然不能与一个产业的收入相比；——是政府自已不要这个产业作为无条件巩固统治的代价，却仍让这个诸侯利益部门攀比电信涎着口水瞧是不是再咬一口。政府的喉舌还要收钱，还要收和电信一样多的钱，这就是封建官僚的思维逻辑，因为他们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权利，那是西式的民主嘛。

新闻原文：
新浪科技讯 8月9日消息，在昨天一个业内会议上，一位广电业知名人士感叹，10年前广电和电信业收入差距还不大，但目前，所有广电行业的收入加起来还仅是6大电信运营商的1/6。

　　两行业总收入差距6倍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总经理沈向军在一个业内会议的演讲中透露了广电业的收入状况。

　　据悉，根据2006年统计，广电全行业的收入1099亿元，年增长率18%。沈向军表示，广电行业总的来说传统的收入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收入比例还是以广告收入为主，超过50%，但传统电视的增长率相对比较偏低；付费电视的增长率最高的，达到60%，但总量并不大。

　　他说，和电信行业比，电信运营商年收入已经超过6千亿，所有广电行业的收入加起来只有1000亿多一点，也就说明广电行业即便把电视台的广告以及有线电视收入加起来，总收入也仅仅是电信运营商的1/6，如果退回10年来看，10年前电信业的收入、产值跟广电的差距并不大，整个的收入差距恰恰是出现在十年之间。

　　广电与电信的三网融合比较

　　目前，三网融合成为热门话题。对于电信业为三网融合的准备，身为广电人士的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总经理沈向军表示，现在电信推进三网融合的依据就是当初改革就把这个线埋下了。1998年以来电信体制完全实现企业化，管办分离实现5+1的体制，初步实现竞争格局。国务院批准的时候在文件里面写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扩大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推动通信、计算机、有线电视三网融合。

　　沈向军指出，现在四大运营商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就是要从原来的电信业务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转变的趋势就是和广电共同走向内容融合，所以，电信的三网融合战略或它的步伐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对于广电的三网融合准备，沈向军表示，目前所在的工作包括基础网络的改造，有线电视网络经过数字化改造以后，现有HFC网络具备双向功能以后，将有能力介入互联网和电信网为原有广电网提供融合性服务。另外各地广电在建立类似电信运营商的用户认证计费管理和呼叫中心等基础设施，也使有线电视网成为像电信网那样可运营、可管理的网络。(银

- 作者： zwwwxy 2007年08月9日, 星期四 09:11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邹啸鸣：税负是否沉重要由纳税人评价

牛虻观点：
换一种口径，可以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因为税者，必定是政府与纳税人（公民群体）依法约商定下的数量，并且全部用于社会公共事条而非让很多先进代表花销的，才能称为税。而中国，交多少税，税怎么用，税负主体是没有任何发言权，据说，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西化出西式民主”，（还以为是中餐西餐中医西医的翻版）。纳税人没有发言权，那纳的就不是税了，而是枪杆子出的政权顶着腰眼交的赋，黑社会叫保护费。所以说中国是世界是零税的国家，也是“科学的”。看看欧洲，自从十七世纪尼德兰革命暴发，荷兰居民把拧着枪杆子收赋加赋的西班牙统治者赶走后，到今天，税已经完全代替了赋。但是中国呢，呵呵，还是发展中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嘛，就继续当它的低税国，科学地代替纳税人说“税很低，再加多点”吧。

作者：邹啸鸣

　　8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表了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执笔人王道树、刘新利和郎卉的文章：《关于中外宏观税负的比较》。文章最后总结了三点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第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近年来呈现较快提高的趋势。第三，在对宏观税负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需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按照国际通用的可比口径进行计算。像美国《福布斯》杂志那样，仅以部分税种名义最高边际税率简单相加数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得出所谓中国税负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事实的。该文经各大网站转载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税负问题是权利问题

　　税负是否沉重的问题要由纳税人评价，这是公民权利。三位作者作为14亿纳税人中的一分子，可以经过“科学计算”而自认为税负水平低，从而主动多纳税。所以三位作者在写作长篇宏论的时候，最好先公布一下自己到底已经纳税多少，还准备增加纳税多少？你们知道自己的税负都被谁用到那些公共品上面，而不是变成了公仆的

宝马车和豪华办公楼？作为专业研究税负的学者，更不能忘记了自己纳税人的身份及权利。当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放弃这种“追问”的权利。

　　税负是否沉重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范畴的问题，而是公民权利是否得到伸张的问题，是纳税人是否有权参与博弈的问题。现在流行“接轨”，那就应该全面地接轨。总不能宏观税负水平跟欧洲接轨，公民权利跟非洲接轨吧。

　　所以，请你们先摘掉“科学”的眼罩，看看你们所纳入比较的这些国家，还有几个不是民主宪政国家？还有几个国家的公民无权参加税率的制定、纳税范围的确定，税收用途的确定？当你们计算“宏观税负”按照“国际惯例”从而显得“科学”的时候，是否知道，税负必须是经过公民“同意的计算”？

　　税负无关“科学计算”

　　唐寿宁教授在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塔洛克的著名专著《同意的计算》作序时说：“应该明白，多数决策规则并不是让多数人接受所作出的决策的规则，而是多数人可以作出一个让全体接受的决策。”这里点明了作决策的主体是多数公民。

　　只要税负问题无须经过公民“同意的计算”，那它更加无须披上“科学”的外衣。本人总结了《税的三种逻辑》(本文得到包括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在内的众多杂志及互联网的广泛转载)，我将政府取得税的手段抽象概括为狐狸逻辑、强盗逻辑和公民逻辑。

　　狐狸逻辑利用的是智力不对称进行欺骗，从而“巧取”税收。这是一种“同意的算计”；强盗逻辑利用的是暴力不对称而“豪夺”税收，那时一种“不得不同意的计算”；而公民逻辑是由公民通过政治程序伸张自己的权利，达到“公民权利与公共品、公共福利”之间的均衡，属于“同意的计算”。它们都不是所谓的 “科学的计算”。

　　退一步讲，即使骗的效率高、抢的效率高，科学虽然科学了，但是，能持久否？割韭菜的人，总嫌韭菜长得慢。韭菜被割的时候，是没有同意/反对的资格的。割韭菜的科学，本质上仅仅是割韭菜的人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被割的韭菜会因为“科学”而欢欣鼓舞？

　　把发言权回归纳税人

　　吴向宏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指出了你们：只谈发达国家的高税收，不谈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将匈牙利、挪威、冰岛等发达国家纳入到“不发达国家”行列，达到抬高税负水平的目的，以混淆视听；没有讨论事实上广泛存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目繁杂的“非税收入”。

　　天津大学的李炜光教授更是进一步指出要从财政支出上看待税负问题。因为没有高比例的税负收入，焉能支持如此高比例的支出？所以，如果要讲“科学”，首先要具有科学精神。也许在你们眼里，只有被称为“税”的才是公民负担，那也行，请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各级政府部门的一切“非税收入”。面对宏观税负，公民必须伸张的微观权利分别是：落在自己头顶上的税负到底是体现了公平还是效率？通过什么来断定政府是否节约了？作为纳税人，我能通过什么办法来约束政府的浪费行为？我已经缴纳了多少税？分别是通过什么渠道缴纳的？自己被纳入纳税人的行列，到底是根据“受益原则”还是根据“能力原则”？如何体现 “横向公平”原则以及“纵向公平”？最重要的是，作为公民，通过缴税，自己获得了哪些公共品？这种付出与获得对称吗？

　　我的结论就一条：税负问题是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如何约束公权、保障私权，是目前最重要的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政治；是“利民”的政治而不是“利官”的政治；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政治；是公民权利、税负水平及公民福利均衡的政治。只有“房奴们”、“车奴们”、“医奴们”能够参与制定税率和税收用途的时候，只有税收主要都变成为了公民的福利而不仅仅是官员们的福利的时候，他们才能直起腰杆子成为公民。

　　所以，无须学者之间打笔仗，各自披着各自的“科学”外衣空喊“税负高”、“税负低”，重要的是要由他们自己作为纳税人发言，在决定税率、纳税范围、税收用途等方面进行民主投票，那时，他们一定会直呼：减税、减税、减税。

　　(作者系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 作者： zwwwxy 2007年08月9日, 星期四 08:58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孙武子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看法

摘要：田亩小，则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手中宽裕就会使用奢侈，效率低下，军队众多，民贫国富，国家早亡，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吗？赵国反之，民据其财，君主不得不俭约，争取民众支持，藏富于民，民富国强，不就是资本主义的设想吗？财产不是越集中到政府手中就越好的，所谓国有资产增殖，不应建立在人民财产贬值的基础上，这是《物权法》制定者应该考虑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查看全文

- 作者： zwwwxy 2007年07月27日, 星期五 11:41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未来战士》，《I robot》，《AI》，《Matrix》……，人类的恶梦？

人工智能会走向何方，一直是科幻小说的热门题材，电影《未来战士，terminator》，<我，机器人；I， robot>，《AI》，《matrix，黑客帝国》以及《未来之门》中的总体系统Harris-900，等等，都向观众展示了具有自我意识（selfware）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存利益的竞争，面对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未来学家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恰巧，牛虻本人算得上是一个软件专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人工智能的专家，在对于这类富于科学想象力的艺术作品津津品味的同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今天对于人工智能崛起的危机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硬件技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过时的摩尔定律，如果这个表述硬件计算潜能的定律继续有效，仅仅从信息处理元的数量上看，电脑将在十至二十年内达到并超过人脑的水平。所以，未来学家，甚至部分信息学家认为人工智能将在最迟一百年内就可以超出人类生物智能，从而将人类降到二等地位，这就是人工智能艺术作品一直以来描述的世界。但是牛虻以一个软件专家的观点却是这样表述的：摩尔定律对于人工智能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事实上，否定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威胁，从技术到伦理，理由并不只有一个。首先，我们从技术上看人工智能距离成形，所具有的理由，比单纯的摩尔定律显示的要大得多。今天不懂软件技术的新手，（在许多外行看来是专家），喜欢以升级最高档的硬件为先进（许多fans就是这种类型），但是在软件专家看来，硬件是为软件功能的需要而存在的，软件才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只有当软件需求具有必要性时，硬件的“先进”才有现实性的意义，否则，如果不是一堆废铁的话，至少也是过分无知的奢侈。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办公室里只是用来收邮件或者打打字，win95就够了，它所要求的硬件只是奔腾则有余；牛虻写的程序，大部分是 C/java，在服务器上运行，那么在编程电脑上，只需要写字板就够了，运行它的电脑，甚至连硬盘也不需要的win98就足够了。那么对于这种需求，说处理器达到了毒龙级，又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理由如果用到企业信息系统中，对于中国现实就更有参考意义：一个企业的信息化，绝不是仅仅购买一堆电脑再让它上网快，it means nothing；而是你的业务流程需要什么软件，再根据软件决定买什么硬件；而现在，一个信息化工程，软硬投资比例是1:20(美国是4：1)，就可以看出，中国信息产业部那些国有专家们，对于信息技术，可不仅仅处于文盲级别的差。也别怪牛虻一向自视甚高，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个国有专家实在表现得太臭了。

好了，闲话不说，回到主题，要让信息技术发展到形成人工智能，看来光是摩尔定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多得多的来自于软件技术的进步，目前，软件技术还100% 处于纯粹人脑创造的阶段，所谓的自动编程，象Jbuilder/C++builder之类的，骗骗外行可以，别来骗我呀！如果电脑不能自动完成大部分编程工作，看来，按摩尔定律确定人工智能形成的时间，还是太早了一点；软件工业，目前在中国仍是一个零（吹牛的成绩除外），在美国也只是起步（不然微软股票不会那么贵），所以，人工智能距离我们，仍不是一般的遥远。

有朋友会说，“是，是遥远，但既然硬件可以迅速发展，软件也同样会迅速发展，电脑自动完成编程工作的那天不是一样迟早会到来吗？”不错，这是合理的逻辑，但牛虻仍然说"no,Not exactly"。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要解释一下，在牛虻眼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电脑的思维方式有多大的区别。了解一点电算知识的人们都清楚，从某个角度看，电脑今天其实已经超过了人脑，象简单的四则运算，相信最聪明的人也比不上最蠢笨的电脑。但是人类的智能的特长，并不是四则运算，而是模式推演，这是今天许多人没有注意的地方。我们在编写软件的时侯，实际上是根据简单的if-else-then判断给定的条件，然后让电脑多次循环得出答案，但是人类的思维本质并非如此，而是在大脑中建立一幅幅事件图案(pattern)，然后根据最大概率化原则调用既定的pattern，生物学上称为条件反射。（原始的心理学家说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其实是那屁话，动物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模式思维）。这就要求人的大脑适于存储这种形象过程（就象许多的小电影），并通过放影不同的小电影预测结果（大部分在睡眠作梦中完成，类似于数据处理的非规范化过程），最后将“解决方案”作为行动预案存在大脑中，并提供比今天google高出不止一亿倍的模式搜索速度，这就形成了人类智能表现的基础。可见，今天的信息技术，只有在处理病毒特征时，还具有一点点模式匹配的影子，连模式演绎阶段也没有达到，谈selfware，太早了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模式处理的运算能力，很可能超出光电技术可能达到的范筹，需要使用类似DNA同步运算的生物技术，或者量子同步运算这样的技术，才可能达到；摩尔定律很快就会达到它的极限了。同样的道理，一些文盲级的学者所说的：“艺术”和“科学”，其实是一回事。

以上是说明现阶段信息技术发展方式到达人工智能的彼岸，可说是南辕北辙，具有难以克服的瓶颈，因此完全不具备指导意义。但是，有朋友仍会坚持：“您说的瓶颈仍是可能克服的，信息技术仍很有可能在运算能力上达到模式运算的要求，对不对？”对，但是仍不能形成科幻中的人工智能。这里的强有力的理由至少有两个： 1、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的生物，人类的智能主要不是以个体形式而存在，而是存在社会之中（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文字语言书本……）；其次，人工智能一定涉及到价值观的形成，没有价值观，就没有独立的智能。

第一点不难理解，只不过许多人忽视了这一条。牛虻对人类的定义是“社会化的智能生物”，相信这条定义比教科书中的马克思要高出不止一点点。“社会化”，是人类智能的重要因素，它意味着人类智能实际是一个集合，通过集合相互补充达到个体的完善（想想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所以，人类智能，可以看作是人类踏入文明时代后所有存在过的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的功能总和！除了在〈黑客帝国〉中，我看到了描述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社会化因素，实在很少有未来学家考虑到
这一点。抛开计算能力的限制不谈，象黑客帝国(matrix)这样由超级的计算机提供平台，由一个个的人类（软件中称为human class），再由一个个人工智能和真实的大脑对这个类实例化(instance)，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有可能实现的人工智能假设；我想，如果真的存在 selfware的人工智能，一定是黑客帝国这种形式的，而不会是<terminator>中的skynet那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去。

但是，就算抛开了运算能力，黑客帝国中的人工智能社会仍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涉及到一个科学的伦理问题：价值观。想想看，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一定是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的集合。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种，它的价值观一定是生物属性的衍生，不错，那就是基因的繁衍。可以看到，人类和他们的社会的一切行为和准则，都是以最大化地传递自已的基因，令自已的后代基因最优化；——甚至于自我牺牲，也是为了基因的传播，因为，自已的基因并不仅仅存在于自已身体内，还存在于自已的家庭，自已的家族，自已的民族，自已的种族，甚至于人类本身。但是，象matrix中的电脑人（实例对象,object）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基因！他们的代码可以无限复制；那么他们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被消灭？似乎也就只有这一条了，但是，显然它和人类传递基因的需要并不冲突，被消灭的威胁感，可以通过距离的拉长来解决；反正，它和人类社会的冲突因素，还不及茅坑里的老鼠。所以，就算这种社会在未来真实存在，它也极可能不是以人类的对立面形成，而是以人类社会的共生体而出现，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共生体吗？

我们已经生活在未来，未来的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我们的生活，深入我们的思想，如果它们不是无法形成自已的价值观，就是它们的价值观与人类本身并无根本性的冲突。在《I,robot》中，反而主人公Viki，一台被赋予管理整个城市的超级电脑的反应，反而是未来可能潜在的人、机冲突最可能的形式：在这台电脑看来，它的价值观就是最大可能地保存人类；但是运算方式出了岔子，得出了统治人类才能克服人类固有的弱点；从而引出了影片中的故事。显然，< Matrix>可以看作是类似故事的续集，假如Viki取得了胜利，在人类不停的反抗下，把人类的身体封闭起来，把思想装入matrix容器，不是最可能“保存人类”吗？但无论是那一种，都没有脱离我的观点：人工智能的未来，与人类社会本身是共生体。

同样，以单个电脑来说，人工智能最有可能的存在形式是未来之门的Hari-900(哈尔900)，这台电脑控制着飞船，但是对于任务的热衷超出了对于乘员的忠诚，以至于宇航员主人公要把它“杀死”。但是追根究源，这台计算机的反叛仍是对人类指令的忠实执行的结果，因为在它的权限最高的指令是：完成任务，必要时，可以牺牲宇航员。这类“事故”在未来社会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即使是今天，电脑最高的“价值观”就是忠实地执行程序员的命令，如果搞不清楚，就给你一个蓝屏——这是windows的智力水平。

- 作者： zwwwxy 2007年07月22日, 星期日 14:31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气候变冷可能导致过去千年中国东部战争频发

农业受灾会导致战争

　　相关论文发表于《人类生态学》；该现象并不局限在中国

　　香港研究人员在研究了中国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后发现，寒冷的气候会引发食物短缺，食物短缺会进一步导致战争。相关论文发表在第35卷第四期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上。

　　香港大学地质系的David Zhang认为，他的这项发现支持了未来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水资源和食物生产问题进而导致冲突的理论。他说：“那些资源丰富和资源短缺的地区可能会成为冲突的热点地区。”

　　据Zhang的研究小组统计，在食品的主要生产地中国东部，1000年到1911年间共发生了899次战争。他们评估了每个10年期，将其分为冲突剧烈(超过30次战争)、冲突频繁(在15到30次之间)和冲突较少(少于15次)几个级别。

　　同时在这1000多年间，北半球经历了6次大的气温变化周期，在相对寒冷期，谷物和牲畜产量大幅下降。David Zhang等人发现，所有四个冲突剧烈的10年期和大多数冲突频繁的10年期都恰好处于寒冷期，而且频繁的战争爆发通常比寒冷期开始滞后10到30年。研究人员认为，在面临生态压力时，战争可能成为重新分配有限资源的最终途径。

　　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气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最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称气候变化是导致达尔福尔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的成员之一、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Gary Yohe认为，将二者对比研究完全合情合理，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难民流动和食物短缺很可能增加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发战争。他说：“国内和国际潜在紧张关系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自古以来就有国家为了掠夺资源而入侵其它国家。”

　　David Zhang认为，寒冷的气候会引发战争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小冰期的最冷阶段，17世纪的欧洲、日本、韩国和奥托曼帝国等地都冲突频繁。

　　但是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气候也许是战争的因素之一，但是过份强调这个因素会误读历史，其它因素如政府保护其领土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等也很重要。(科学网何姣/编译)

- 作者： zwwwxy 2007年07月17日, 星期二 09:24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茅于轼：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牛虻观点：

茅老说了很客观的一个事实，用非常客气的口吻指出：“旧观念认为多收点税总是好的”；实际上，这不是旧观念，而是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财富不惜以任何手段集中以政府手中，税务机关，只不过是实践这个思想而已。这也是牛虻一直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它就是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的现代包装，因为，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延续，社会主义和封建制度，核心都是无条件地把社会财产从自然所有人手中剥夺，集中到政府手中，在剥夺了公民权的前提下，却声称这是公有制；所以当封建制度披上社会主义包装后，它通常有另一个名称，就是法西斯主义。

有网友以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批评牛虻的思想是小农思想，因为牛虻主张社会财产分散在公民手中，最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的确，自从汉武帝搞了过分集权的中央制度后，中国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强大的，即使是在汉唐盛世，它的强大，与它具有的幅员是严重不相称的。进入明清，随着西方也摆脱了封建集权思想的束缚走上“天赋人权（公民权），人人平等（公民之间）”的法治社会后，中国的竞争劣势日复一日，不会因为几句空洞的崛起就会真正改善。

社会运营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运营，是低效的，这是社会主义的最致命的弱点，实际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滥用公权搞垄断经营，掠夺性开发，结果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效益都非常差；同样的资源，由公民自由人运营，可以为国家综合实力提供更为强大的增益，这也是为什么强大的封建清帝国会败在小邦英国甚至日本手中的原因。只有当目的明确的时侯，社会财富才应该通过税收的途径集中到政府的手中，象军事，国防；这才是一个国家建设的正确途径。为什么牛虻会坚定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文盲才会认可的“经济学家”，就因为这是个社会主义就是封建制度，远远落后于公民社会，是明摆着的事实。

试看看今天，财富倒是集中到了政府的手中了，干什么去了？有多少用于国防了？有多少用于公费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费医疗？公务员加薪？超级豪化的衙门建筑？面子工程？胡子工程？还有让退休的退休金比同类青壮年劳动者工资还要高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最高税收最少社会福利的国家，守法公民毫无政治权力，还有什么值得去爱的？

茅老说的就是这么一档子事，是不是说得非常客气啊？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真的走对了吗？

内容摘要作者：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 作者： zwwwxy 2007年06月27日, 星期三 17:29　回复（5） |　引用（1）加入博采

牛虻的小农思想理解“西方对马列主义的看法”

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何看法？

过去的西方人和当代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何看法？认同或反对？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的社会吗？（剩余劳动价值）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共产党吗？谢谢！！！

牛虻回答：
西方的社会思想是人这个概念的本身才是社会的最基本元素，所以人本身的权力和基本利益，它的自治性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前提，除非能够在大家约定的规则下确保这些最基本的权力，否则一个社会必定是压抑奴役其他个体的社会。这些游戏规则现代意义称为法律，当成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时，就称为宪法。无论是那一种，游戏规则，法律，宪法是共同同意并约定的，才能成立。注意，并不是多数就是成立，除非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规则本身就早就成为公同认同的更基本的基本规则。

在人以上是社区，不同的人以共同约定共同同意的原则参与社区，并最终组成自治体，并由自治体作为代理人，制定各自治体的共同行为规则，就成为联邦共和国。自治，共约，是共和国中的共和的含义。因此，西方整个社会观念是权力是由下而上，向最终政治委托人授权，就象公司请总经理一样，而不是由上而下搞授权，象家族企业请总经理一样。这也可以解答一些人对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天天喊人权，但对印第安人就不那么客气，原因就在于，此人权非彼人权；在那个时代，美国人认为进入它那个社会认可它的宪法并得到主要国民认可的才是有人权，而印弟安人即没有实力和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没有遵守临时的或永久的条约，所以，在美国人看来，是外人。原因就在于，人权和法律，需要共约。

非常遗憾，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一套价植观念，它强调中央集权的先进性，回避了总经理很可能也是贪官这一实际的操作性，所以，这类国家总是先天性地强调统治者的先天统治的合法性，象什么的代表一类。大概是因为欧洲文化中的马克思并不了解东方象中国这样的历史，就是典型的从上而下强调先天性先进的国家，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就是天让他统治万民的代表着天，这人先进的生产力。

这就可以解答在西方人的眼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声称是资本主义的升级版，却只能被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奉为至宝，只能在中国俄国找到它的落脚点。

所以，如果这个解答是正确的，中国人大可以更骄傲地声称我们的第五大发明：社会主义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由秦始皇发明了，最迟在1900年前，由汉武帝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它的经理人叫桑弘羊，经济理论称为《盐铁论》。这种由国家杀鸡取蛋直接控制市场排斥“无序竞争”的做法，正是两千年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唾沫乱飞力图证明而不可得的。时至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这个那个的专卖局管理厅垄断行业，只不过是桑老前辈搞的大汉盐业铁业总公司的翻版而已，还让马克思抢注了商标，说是他的发明。

- 作者： zwwwxy 2007年06月11日, 星期一 18:21　回复（1） |　引用（1）加入博采

请问央企利润上缴是当税入还是入内库小钱柜

牛虻意见：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高税收没有福利的国家，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股友才不得不成为“非常投机的疯狂股民”吧？在公民社会，没有股官股民的称谓，只有投资者的尊称。说中国是高税收，有它的道理，象这个央企上缴利润，投资者或者说问：它算不算税收之一？如果按广义的“政府占有的社会产出”的定义，它当然是算的，如果按狭义，税收就是对经营中的征收税种的总和，它不算，——这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是很容易的，只需要把所有行业垄断起来，不征税，光是上缴利润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这些国企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无偿的矿产，优先的行业垄断，专营权，优先圈钱的权力，不用还的贷款，垄断的外贸地位，特意压低的人民币汇价以便可以搜集这个社会里的劳动产品廉价供应美国的富裕消费者……等等），如果是由社会人等来经营，会是多了还是少了？对社会就业的促进是好了还是坏了？如果是由社会人等经营，上缴的税收比这个还要多，是不是还要保留央企？如果这些中国的企业是由中国普通公民掌握的，是不是“国家经济命脉”就失控了？这些垄断企业低效地占有了社会资源，是不是就令各位股友手中的公司股票赢利变得艰难，不得不去炒垃圾股，还要时刻提防半夜鸡叫？我们历来不得不在股市投机而不能作真正的价值投资大亏小赢，是不是就与这种一边倒的利益倾斜有关系呢？

最后是以一个公民的话问：这500－700亿，是作为国库税收的一部分，还是进入ZF执政党的小钱柜，代表人民给花梢了，象，由加薪啦，猪肉涨了价，又有加薪的理由了。从前封建皇朝，皇帝也有这样的小钱柜，叫内库，由大太监掌管。

新闻： 5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中央国有企业将向国家缴纳利润。国有企业13年不上缴税后利润的历史也将就此终结。　　本报获悉，具体的分红比例、征收行业、收取资金短期内的应用方向和资金的合理分布等具体政策，会在今年下半年水落石出。　　据测算，如果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出售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初始规模大概在400亿元到700亿元之间。　　钱向谁收　　简单来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是通过单独编制一项专门预算，来管理国家以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向国有企业收取的利润（红利），并按照财政收支的制度，把收取的利润用于各项支出。　　这一制度在《预算法》条文中已经存在了1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明确将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之后几年中，有关部门并未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由谁来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个预算的出处和将来做什么，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国有资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专家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说。　　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分别编制，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要与政府公共预算相互衔接。　　李曙光表示，目前的方案可能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各有各的权限。由国资委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财政部收取企业利润，资金最后要归到财政大账户里面去。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会放到社保基金里面。　　对于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的比例，李曙光表示，收取企业利润的标准还要慢慢建立，但基本上是按照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比例收取。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将向国有企业收取0%-15%的红利，财政部企业司司长贾谌明确表示：“不是这个比例”。　　贾谌称，一份说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报告已由财政部提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在审定后，可能会在近期公布。　　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目前可按税后可分配利润的15%-25%的固定比例强制性地收缴利润，第一年可以先从利润总额在100亿元以上的企业开始实施。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刚表示，下一步可能会找一些盈利的央企进行试点。　　2006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546.9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央企业的盈利分布也比较集中，利润排前40位的企业占95%，其中有12户的利润超过100亿元，占75%以上，这些企业分别分布在石油石化、通信、电力、煤炭、冶金等行业。　　钱怎么花　　张文魁预计，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启动时，如果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规模大概在400亿到700亿之间，而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收取国有企业利润的用途也给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用于支持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补偿国有企业改革成本以及补充社会保障。　　王志刚预计，诸如具体的分红比例、征收行业、收取资金短期内的应用方向和资金的合理分布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具体政策，会在今年下半年“水落石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十几年不能定稿的《国有资产法》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李曙光认为，此次国务院明确部署试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将有助于《国有资产法》下一步的起草工作。　　在2007年立法计划中，已经安排在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国有资产法》。

- 作者： zwwwxy 2007年06月3日, 星期日 21:21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入户条件更严了，评：户籍改革合法固定住所成迁移条件

牛虻观点：
其实，这不过是城市一方面继续炒热房地产的手段。大多数时侯，有房的人并不完全最急需入住当地户口的人，买房的贡献，更多地进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小钱柜，对没有对当地社保基金作出贡献。所以这个政策，可以说是牺牲地方社保利益，为小钱柜增光。因为长期在当地工作并纳税上福利的人的才是最有这个需要的人。但是不得不承认户籍制度是合理合法的，它是地方发展基本积极性的源泉；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发达地方要承担全中国福利的可笑情形。这个“改革结果”，对于绝大多数希望改革户籍制度让自已落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人失望了，看看这些城市的房价，你就会发现他们绝大部分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实际上准入条件比原来变得严了，而不是宽了。所以，承认户籍制度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反对，对于渴望得到户籍制度“改革”利益的异地人来说更具有利益性。"户籍制度“天然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里，而不是中国所独有，更不是现代所独有，只不过在西方它有另一个方式和表达：城市自治。知道”异乡人“这个词怎么来的？它来自古希腊：不是本城邦的人公民。这就是西方最早的户籍制度，应该称城市准入制度。不合理的反对，不但越反越严，城市存在的自有机制也会发生作用：不但拒绝你，还要看看能不能当水鱼给你一刀，这就是今天这个改革方案的出台。牛虻一向支持户籍制度的存在，支持对其改良，但反对所谓的邪恶论，最终主张却更为宽容：只要你在这个城市居住足够长的时间，缴纳够多的税收，为当地福利积累支付了足够多的缴纳；就可以天然获得这个城市的户籍；这个主张所拒绝的，只是中国人吃大户的邪恶冲动。

新闻原文：

　数易其稿后，公安部修改的户籍改革文件已报批国务院，其中确定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合法固定场所成迁移条件

　　昨日，一位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正在等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的《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 将涉及五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严密和完善暂住户口登记管理；取消夫妻投靠的户口迁移条件限制；放宽老年人到城市投靠子女的户口迁移政策；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对于《意见》确立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昨日表示，“合法固定住所”抓住了改革的核心，但这一概念需要廓清，比如住房标准，居住期限。其具体认定可由各地城市政府自己做主。以形成不同的“准入门槛”。

　　看过《意见》送审稿的上述人士透露，《意见》已是几易其稿。其间，去年5月公安部等14个部委还专门以国务院调研组名义赴全国12个省市综合调研。去年9月，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适时为《意见》进行过专门商谈。“不过《意见》基本还是些原则性规定，没过多触及深层次问题，因为这超出了公安部的职责范围和能力。”

　　今年除要完成《意见》报批外，根据工作安排，针对一些地方因户籍改革而出现的困境，公安部要求12个已经实施了“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省市区公安部门，出面协调有关部门来完善配套改革政策；另外还要求其他省份公安系统因地制宜展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对于各地自行展开的户籍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姚建国昨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户籍歧视与社会公平”研讨会上提醒，地方性政策的不一致，也会使得一个人到不同地方工作或学习出现冲突，比如海南移民高考事件。

　　国务院难有整体方案

　　而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户籍改革的背后，是中央难以有效制定统一的方案。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户籍专家王太元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1991年我国就开始试图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其中公安部一直走在前面，但一接触到其他部门的实际利益后，事情就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为此国务院曾酝酿过出台一个总体性文件，以求整体推进。

　　据了解，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但后来遇到种种阻力，未能按时推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昨天也在“户籍歧视与社会公平”研讨会上表示，其阻力不是户籍制度出了问题，而是户籍制度背后的劳动制度、高考制度、医保制度出了问题。

　　王太元表示，让国务院出台统一的方案，全面推行，在实践上也不可行。而从多年实践和目前种种迹象来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已呈现的基本思路是：分进合击，稳步推进。

　　分进合击是指在实现居民法律身份平等后，各部门各自解决自己的不平等，在国务院的调控下，形成合力；而稳步推进则指改革顺序照顾到轻重缓急、难易程度。首要的是自由流出流入、滞留居住的权利；其次是进城务工经商外来人口的劳动及其权益；再次是教育权利；最后是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要实现这些相关权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就需要在公共政策上分别打破医疗、教育、土地等存在着的垄断模式。

　　王太元认为，法律上的不公正待遇，10年内我国就不会再有。他认为这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给全党所确定的2020年构建
和谐社会目标。孙荣飞（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作者： zwwwxy 2007年05月23日, 星期三 07:36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户籍制度罪恶论”其实是模糊了官民二元才是主要矛盾

牛虻观点：

人口管理制度当然要不断完善，称之为“改革”也未尚不可。但是社区自治自理，和人口户籍管理，两项必有一。中国作为一个集权国家不能允许社区自治自理，那么人口分置户籍管理就是必然存在的。反对户籍制度存在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另一种是蠢人。蠢人之一，以为户籍制度附着公务员的待遇，城市户口吃的是皇家粮；蠢人之二，本身已经具备入户条件，象已经买了房，或在一地长期工作生活，却“反对”户籍制度的存在，结果，自治自理和户籍管理必存其一，他们这一“反对”，反而令户籍制度改革修正不力，把他们也拒之门外。

户籍制度的复杂，不在于人口二元化管理的现实，“专家”们信口雌黄，却不愿意承认，中国人口实际上是三元化，是三元化：吃皇粮的大小官，没有皇粮高税收无福利的民，民之间再分为城市和农村。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故意模糊了中国的主要二元矛盾是官民福利分割悬殊的矛盾，而称为城乡二元矛盾；蠢人就是以为城乡二元就是官民二元，所以一些人对废除户籍制度的期望是“可以象城里人那样报销医药费”，哥们，80后的有那些个报销过？

也正因为主要矛盾是官民二元分置，（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必然结果，有人称它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而不是城乡二元；仅仅是因为有一个时期城里人都是吃皇粮的，才令人以为是城乡二元。但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这些所谓的改革，都会无疾而终，“户籍制度改革”这个时髦玩意，从出生第一天就过时了；而对官民二元进行改革，又成为“全面西化，美式民主”，得，那就换着花样“改革”吧。马太效应始终会发挥作用，那些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无论是躲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被剥削压迫得最彻底的一群，只不过是“政策”上改几个字。

人民日报社评：
　　不久前，一则新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户口迁入北京遭拒，在北京工作的安徽籍律师程海分别将老家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者为他办理异地户口自由迁移手续。

　　像这样将户口问题诉诸法律的，只是极端案例。作为一个社会关注焦点，任何有关户籍的话题，都能拨动大众的心弦。

　　在中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看来，户籍改革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说明此事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基本社会问题。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利也有弊，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这一政策的弊端在扩大，益处在缩小。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

　　事实上，早在14年前，户籍制度已确立了城乡“一元”的改革方向。

　　一

　　“二元”户籍分割

　　城乡壁垒森严

　　背景：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实施。自此，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随之而来的，是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和保障的差别。

　　“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所房。”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将我国划分为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社会，将中国人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群体。“二元”户籍制度，给城乡之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差异。

　　客观来说，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曾在国家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特定时代下的特殊产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弊端，更是显而易见：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人户分离”的大量存在，也极大地增加了对人口进行精确管理的难度。此外，户口迁移规定过死，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

　　在全国政协委员杨春兴看来，现行户籍制度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

　　他认为，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行政管理工作，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

　　“同命不同价”的悲剧，根源也在此：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但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

　　李建华的看法则更进一步。

　　他认为，从源头看，户籍和国籍一样，都是人们为了社会秩序这一公共利益，不得已选择牺牲部分自由的结果。既然这一社会管理手段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结果，那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管理者本应秉持竭力避免和减轻害处的理性。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一理性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漠视了。正因如此，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经历了几十年演变之后，非但没有剥离一些户籍外因素，反而逐渐增加了各种因素。一些地方的政策，如投资和户籍挂钩等等，就是“户籍万能”思想的结果。

　　二

　　改革条件已备

　　十二省份“试水”

　　背景：今年两会上，公安部承诺，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对《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加紧《户籍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力促早日出台。

　　李建华认为，如果说过去50年间，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尚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那么事到如今，这一政策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应当予以改革，更重要的，这一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李教授看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为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奠定了基础。而允许城镇中一些具有合法固定住所、有谋生手段的公民在常住地落户，并不构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挂钩的民政、劳动保障、教育、计划生育等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建华提出，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应以承认和尊重人的自由为理性基础，还原户籍管理的本来意义，变管理为服务，坚持“人户实际结合”的服务原则，防止户籍制度成为权力部门“搭车”的平台，最终实现户籍制度的单一性、服务性和信息化目标。

　　事实上，近年来各种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国家1992年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各地的改革，也早已在进行之中。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为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主动配合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部门调整相关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

　　而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宣布，我国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

　　除此之外，我国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到城市落户的条件限制，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对暂住证制度的改革，上海、重庆、沈阳、成都等地走在前面。他们实行居住证制度，保证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纳税等方面履行同等义务的同时，享有市民待遇，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生活。

　　三

　　难在配套改革

　　必须稳妥推进

　　背景：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例如，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

　　改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许多地方，农民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居民户口”后却发现，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却没有随之“升级”，有了进城的“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

　　城里人也有怨言：户口一放开，庞大的农民涌进城，城市就真正变成“闹市”，不得安宁了。况且大家如果完全平等，不是来分我们的“蛋糕”吗？

　　改革步伐快的地方政府也很头疼：放宽城市户口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但增加了人口管理的难度，还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如果完全放开，城市肯定会“不堪重负”。

　　李建华认为，户籍改革多年来进展不大，甚至有反复，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性所致。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非常广泛的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单靠城市政府和户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技术上想办法，不可能找到改革的正确途径与方案。

　　与李建华的看法一样，在今年的两会上，杨春兴委员提交了一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大会发言，他认为，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国家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步伐，探索和制定相应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对社会公共资源要让全体公民共同享有，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实行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对等。

　　许多有识之士还提出，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除了国务院积极调研协调，还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作用，因为户籍制度实际上涉及公民十分要紧的权利问题。户籍制度是一项公共政策，其改革应该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而不能由相关部门“关起门来”进行。

　　李建华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经过多年的酝酿准备和各种形式的实验，户籍政策改革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技术上亦完全可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有关管理部门放下思想包袱，抛却部门利益，制订切实可行的办法。

　　户籍制度牵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推进户籍这项改革，既符合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共建和谐”这一社会管理目标的必要前提，应当稳妥而积极地推进。

　　链接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等7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

　　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

　　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本期关注：

　　户改时间表

　　早在1993年6月草拟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中，便提出“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

　　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区市近年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规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

　　今年两会上，公安部承诺，抓紧对《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送审稿）》修改完善，加紧《户籍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力促早日出台。

　　今年3月，公安部宣布，将大力推进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为重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还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建议制定户籍法的议案

　　议案目的：

　　为建立和谐社会、市场经济、诚信社会做好基础性的规范；

　　剥离长期强加给户籍制度上的不必要的政治、经济与其它社会功能；

　　解决户政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不适应；

　　解决公民户籍申报上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解决公民实现迁徙自由事宜；

　　确保每年一次、5年一次、10年一次人口统计准确性；

　　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科研、教学提供真实可信的基础性数据。

　　户籍法建议稿与现行公安户政管理不同之处：

　　由现行出生、常住、暂住、迁出、迁入、死亡、变更更正七项登记变为出生、暂住、迁徙、死亡、变更更正五项主要登记；

　　取消迁移制度，由现行迁入迁出事前审查，变为事中与事后相结合审查；

　　由现行公民变更更正登记层层审批制，变为一线确认制；

　　分解户籍民警管得过重、过多、过杂、过细、根本无能力做好的事项；

　　公民户籍申报登记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崔富华

- 作者： zwwwxy 2007年05月9日, 星期三 07:46　回复（1） |　引用（1）加入博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

牛虻观点：
中国现状之可怕，不在于目前不算太民主，政府效率不算高，腐败也还很多；而在于认为已经很民主了，政府效率很高了，腐败已经很少了……有一句笑话："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因为执政党以无可争议的先进性把人民的民主权利都代表了"，这完全是一句笑话吗？

文中黑体部分，恐怕就是这种认识的误区表现。“代表制比代议制先进”，根据是什么？是马克思的一个设想，还是实践中人民的满意程度？马克思可以发表任何言论，但凭什么他就是对的？他错在那里？

牛虻可以很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错，错在他不懂管理，（这不能怪马克思，当他死的时侯1888年，还没有现代预案管理），任何一个竞选或者企业管理同样可以分作人治、法治；人治就是选一个人，以后全靠他了；法治就是大家定一个方针和行动计划（象打仗的军事计划），然后按这个预案办，定期审核。显然，后者考究的是计划的科学性，前者，唯一能考究的就是人的道德水平。

既然任何预案的制定实施和执行，都是一段时期的事情，又凭什么说“因为有一段时期代议权力失落呢？”选举，所选的实际上是政治主张，施政预案，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是马克思和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明白地方，马克思不奇怪，100多年前的人，与今天一个中学生相比都类同于文盲，但共产党这里就不好解释了。

以道德代替法律，以道德感觉代替科学专业的考核、选拨、监督，是中国历史上发即使象大汉盛唐强明（强了二三十年）也不得不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两千年前的举孝廉，和今天的“代表”代选，有什么区别呢？代表制比这种乡里孝廉，甚至还有所不如。人家举出来的孝廉至少在某处某地可以当个小官，象曹操当了“人民代表”就官至洛阳北区公安局长（北尉），可以用“法西斯手段”仗杀老革命干部骞硕同志的叔父（曹操的五色棒让牛虻想起“法西斯”这个词出处）；那今天的代表呢？也就聚在一起公费吃喝旅游开会一番，偶对对媒体发表一些多数不着边际少数着了边际不太专业的建议，最后还是做他们该举手时要举手的橡皮图章。

一个制度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先进，是不是民主，不是自封的。刘教授和他的党，楞是没有想明白这条。

中国民主模式确立仍需融合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

中新网5月7日电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模式在两个方面已经确立：一方面，它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有基本的构架和基本的实现渠道；另一方面，它又在前进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包括理论上的发展和进一步明确，实践上的进一步落实。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说，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和国家的
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除了当好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而这一点，与西方先进的民主理论家提倡的并无区别，甚至比他们更彻底。说明中国已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其次，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

　　文章认为，这样的一套制度，与代议制显然已有重大区别了。中国正是根据马克思这个设想和列宁在俄国的实践，采用了代表制体制，以希望实现更完全的民主。

　　再次，中国根据马克思代表制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设计了实行民主的基本政治构架和基本运行渠道。这就是党内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的民主生活制度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行合一原则下的执行制度，人民的广泛参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城市社区自治制度与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应该说，这一系列制度如果都落实好，中国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

　　最后，中国在这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摸索了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取得了可观成果。尽管这些具体形式有些还是实验或试点性质，但表现的内容却揭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等，都为我们的民主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章也指出，中国的民主在这种探索和发展中，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过去在国家管理理论中，往往受精英治国论的影响，实际上奉行了一种政府主导的原则，公民权利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为了纠正这个偏差，也曾探索过凡事诉诸群众，以至滑向“大民主”的泥潭，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失序。现在必须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需要重大的理论创造。

　　另一点，则是在实践上切实解决公民权力的落实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权利和权力的性质、运行机制、变化趋势研究不够，以致两方面落实的都不好，现在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 作者： zwwwxy 2007年05月7日, 星期一 09:09　回复（2） |　引用（1）加入博采

中国的税收是全球最低的

牛虻意见：

“中国税收是全球最低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错的。说它对，是因为有中国国务院“最权威”的税收统计数字，只占GDP的20%，比美国的平均占GDP税负35%少了一个档次。说它是错的，是因为中国的“税”只是政府收入和政府相关机构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个行政行费，好象是很谦虚地“很大”，其实，它充其量只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收费，还有各路诸侯留下买路钱的不算在内，至于弄权寻租让小民用这样那样方式明着暗着进贡的就更多了。就算是这样，税＋费，仍只是政府占有社会GDP的一个次要途径，以政治权力保证经济行业垄断获得收入，才是大项，如果以政府占有的社会GDP比例来说，达到80%以上吧？所不同的是，这个占有的收入，受益者还不是全体国民，所谓的纳税人，而只是三个代表中的一小部分，6000万里的十分一？其他的十分九，无非是出卖了灵魂，达到了平均水平作为“回报”的底层奴才。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保持“稳定”的。

昨天看史，有了一个感触：“有为而亡，无为而治”。秦之亡，隋之亡，春秋吴之亡，秦始皇，随炀帝，吴夫差，都不是无能之君，他们的亡，都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已得位之正，而急欲有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为证明什么而去为。政府有为，就要去控制社会，权力泛滥，社会就走向腐败；无为，是政府担负起领导者监护者的角色，让社会各个部分去行使自已的职能责任，早日抛弃那个政治大流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建专制法西斯邪教，中国就早日有崛起的希望。某大国的执政党，犯的最大政治错误不是大跃进文革，而是为了证明自已与从前中国政府的独特，处处希望有为，处处控制社会，凌架在民族社会之上，却抱着马克思的陈词滥调为自已开脱，若不改弦易辙，其败其亡，可以预见了。治大国如烹小鲜，需要的不是把全民族变成自已的奴才，把财力物力集中到自已手中大为特为，而是恰恰相反，引导整个民族各个层次担负自已的责任发挥自已财华，潜移默化，让政府变成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小政府；至于历史阶段形成的“既得利益”，只要不扩大，就会在未来的进步中一一消失，倒也不必以急风骤雨的立时清算为台阶，这，也是无为。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刘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曹长庆日前表示，要加快制定行政收费法，明确允许设立收费项目的条件。

　　曹长庆在收费统计工作座谈会上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收费管理法律，有关收费的各种规定，散见于各专项法律法规中，行政审批仍是设立收费项目的主要途径。

　　“收费项目的设定，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以行政审批方式设立，行政审批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曹长庆指出，依法设定收费项目，可以使每项收费都有明确的依据，真正反映公共服务的性质。

　　当前，我国各种收费规模依然偏大、行为不规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再加上各种基金征收总额2000多亿元。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普遍存在。（来源：齐鲁晚报）

- 作者： zwwwxy 2007年05月6日, 星期日 08:09　回复（5） |　引用（1）加入博采

医疗住房是否妖魔化市场，小老百姓应该想想对自已有没有好处

牛虻观点：
老百姓看不起病，是因为“医疗行业市场化”；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也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化”；对市场化的妖魔化存在于我们这个愚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妖魔化市场，老百姓就真的可以看得起病，买得起房了吗？市场真的是罪魁吗？身为老百姓，与其当道德判官，说市场合不合乎社会主义教义，是不是财迷心窍，不如实在想想，市场化自已对自已有利，还是官场化对自已更有利。

奇怪的事情就在于，真正起劲反对市场化的人，并不是我们认为拥有了特权，正在从官场垄断中获取利益的人；事实上，在政治特权始终渗透到经济领域，以市场的名义瓜分社会利益的“改革”过程中，这些人赚足了油水，有充分的经济上的风险承担能力，他们的反对，如果真有反对，更象是某种姿态。相反，是那些因为没有特权也没有在市场中得分的人，自以为取消市场化就可以从官场化分配中得益的人；这些最愚蠢的中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已并不是“官”，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官场特权利益的分配。

中国为什么搞不起民主，有一个不是笑话的戏谑：中国人都以为自已是官。
就以这个房地产搞“单位自建房”论，在60前的中国人，都有那么一个“单位”，现在他们拿着的退休金比在职干活的骨干还要高；60－70年中国人，已经因为皇帝党负担不起人人有单位，而给伟大领袖轰到农村接受了十年八载的再教育，回城后也没有进单位（少数幸运儿除外），成了“合同工”，现在多半已经是下岗；至于80年后的除了少数太子公主妞妞之类的呼风唤雨“才华横溢”，极少数“幸运儿”就算考进公务员，也只不过是这个圈子里的最底层，加薪没他们什么事，人事一精简，他们就第一批下岗。说句难听，以单位作考核的年假啦，年金啦，房地产公积金啦，公费医疗啦，公费体检啦，皇家养老啦，公费出国旅游啦，有那些个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是承受过的？？？？？？？？真的取消市场化，单位去分房，政府管看病，大家会有什么实际利益吗？

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学名“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特点就是社会利益不是按竞争力分配的（市场化），是按等级层次分配的，从奴隶社会开始，等级社会的特点就是新陈代谢非常困难，否则，世界上也不会在“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为了人人平等战斗几百年，死去上亿人。等级制度下，利益总是首先从权力中心开始分配，“制度政策的人不会让自已吃亏”，在中国也不用对小民利益负责，小老百姓利益已经给永远“代表”了，投票也变成了“美式民主”。当一些不是官却反对市场的人，真应该问问自已的猪脑袋，“你自已是官吗？”

不错，今天我们看病看贵，看不起病，房子很贵，买不起房；为什么不想想，那也可能是因为特权的存在，首先瓜分了核心利益，却让市场去消化特权的代价，这看病能不贵吗？房子能便宜吗？这是市场的错吗？我们这个社会有过公平法制下的“市场”吗？我们的市场竞争公平吗？真是妖魔化市场，这些自以为是官的猪头老百姓，会得到好处吗？

原文：
近日举办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针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双轨制的建议，中国房地产协会前会长杨慎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表示，房地产发展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方向不能动摇。

　　市场化功大于过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些年过分强调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是导致调控房价失败的原因之一。并且提出“应当按自建房、单位建房占到整个住宅供给量的70%~80%，留下的20%左右的空间给商品住宅”。

　　对此，王国刚表示，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就意味着中国1999年到2001年的公房改革失败。

　　“不能因为眼下商品住宅市场上有问题，就认为我们发展商品住宅市场搞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发展中和发展不足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发展市场的问题。” 王国刚认为。

　　王国刚说，与公房改革之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单位建房中以权谋私的事、腐败的事少吗？各单位为了分房，职工打破头，这种事少吗？职工的住宅面积增长的幅度是什么状态？大家居住的情况又是什么状态？收的可怜的租金连房子维修费都不够。”

　　杨慎也表示，近年房地产发展比较快，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杨慎举例说，从建国到1980年30年间全国建成7亿平方米、共1140万套住宅，平均每年全国建成46万套住宅；而从1980年至今全国总共建了1.1亿套住宅，是过去相同时间内的十倍。

　　1980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方米，2000年后我国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27平方米。

　　此外，王国刚还认为，住宅商品化和市场化解决了过去单位建房存在的配套设施的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各种配套设施的完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商品住宅的土地销售，一旦回到过去这些恐怕没有了”。

　　“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再退回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继续前进，在前进当中继续解决问题。”杨慎表示。

　　划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边界”

　　王国刚同时认为，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都存在漏洞，主要是适用对象太过于宽泛，必须“划出边界”。

　　“现阶段经济适用房界定的适用对象中，‘中等收入’人群的概念混淆不清，”王国刚说，“购买经济适用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从而使得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急剧扩大，一方面政府难以承受负担，另外一方面真正的低收入者无法获得住房。”

　　王国刚建议，必须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划定边界。对于经济适用房采取只租不卖、缴纳
房价20%押金以及不得购买奢侈生活用品的政策。

　　在王国刚看来，廉租房实际上是用财政支持的，一个城市的财政只能支持这个城市的人口，在现阶段户籍制度逐渐取消的情况下，应该用消费水平来作为划分一个城市人口准入的“边界”

　　“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王国刚说，“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熊剑锋）

- 作者： zwwwxy 2007年05月1日, 星期二 08:10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这就对头了——公安部：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

牛虻观点：
我是坚决支持户籍制度存在但不反对改革，但实际上我的主张比这个条件还要宽松：在一个地区纳税累计足额，或工作时间足够长，或买有合法住所，或有足够数量的投资，或有足够数量的捐助……，都可以入户。这个条件，实际上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户籍制度”原则，包括你如果希望在美国某一城镇取得绿卡福利号，（等于中国入户），也是这个条件。而现在这个条件，对许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请问目前房屋是多少钱？当初喊着户籍制度万恶的人等，有几个是目标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我敢肯定，在京沪穗深这些城市，租约一定不算数！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地区户籍管理（实际上是地区人口总量调济）是一个社会存续的客户条件，与意识形态和东西方价值观完全没有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何必脱离实际喊空口号，结果呢，无非是实际准入条件搁得更高而已。

中国公安部29日召开了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据介绍，中国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的条件限制，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

　　新华网的报道提及，黑龙江省在2006年决定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两市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并通过这两个市的户籍改革试点，有望于2007年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如果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承载过多人口，新进城的人就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想切实取得成效，不能靠户口一迁了之，而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

- 作者： zwwwxy 2007年03月30日, 星期五 11:54　回复（0） |　引用（1）加入博采

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垄断，所谓限制垄断业高福利不过是痴人说梦

牛虻观点：
这位党校教授算是有点良心的，不过只是痴人说梦。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垄断，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育，早就让这个认识深入每一个成年中国人的内心，今天无非是在争“垄断好还是垄断不好”，利用着一些愤青“垄断”富国强兵的美梦，却不顾历史上“民穷国必弱”的历史教训。说来马克思主义这种逻辑漏洞如此明显的理论能在中国找到长久的市场，除了中国浓厚的封建历史文化恐怕再无第二种合理解释。它的基本理论真的很可笑：“为什么要搞‘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腐败；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腐败？因为它消除了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搞社会主义怎么搞？要消除所有竞争，让政府完全垄断经济，掌握分配特权；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自由竞争是不好的，那叫'无序‘”。今天说市场不即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无序”！无序并不是没有法治的无序，而是政府不能垄断的无序。

所谓限制垄断企业的收费，根本不可能，世界上都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人家连员工老婆的卫生巾也算入成本，你限制个屁！在没有竞争对比的情况下，所谓成本，无非是一种数字游戏。（马克思有多下流可想而知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福利，那么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垄断企业，还是把对公众的收费降下来？恐怕是不需要未卜先知的才能。如果不是垄断福利高涨，就是人浮于事，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今天中国垄断行业的游戏。最终，人们会发现，唯有市场，打破垄断，才能让成本归于真实，才能真正降低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要消除行政权力左右下的垄断福利，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给第三方运营，这仍是市场法则：优胜劣汰。

今天许多人仍不明白市场就是公民约法下的公共竞争，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对社会的掠夺式的垄断福利，对市场的妖魔化仍在继续，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特色就停止前进。鸦片战争已经让前一版的那个封建大国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只不过是为少数人的垄断福利而存在的封建体制。

本报记者勾新雨北京报道

　　2月28日，两会前夕，本报就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文通教授和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

　　据了解，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最关心的首位问题，而中央推出的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自免去农业税等政策推出后，上访人数大幅减少。

　　最关心的问题

　　陈文通教授介绍，从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交流来看，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各级党政官员关心的首位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级官员们已经明显感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非常快，幅度非常大，并表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以解决。

　　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久之后的《学习时报》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撰文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

　　该文是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央对解决此问题的决心很大。”陈文通说，为什么中央在现在提出调节收入分配，就是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各方面都认识到并有很大的反应，中央感觉是大问题，认为把收入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解决已经到时候了。

　　陈文通介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阶层收入差距都很大，几个系数都很危险了。低收入群众在表达不满，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完善，教育、医疗等问题，让民众很有意见。

　　陈文通分析，中央在用词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我们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次中央没有提这个口号，从去年的中央全会，到后来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起，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说我们有了新的重点，就是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总理最近也在发表的文章里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

　　事实上，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地区自然条件差异，以及制度问题、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已经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现在的首位问题，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拉开收入距离变成了现在的减小贫富差距问题。

　　陈文通介绍，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内的差距，城市里主要是各阶层之间，城市贫民的收入很低，有的没有工作，社保水平也很低；二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三是垄断行业的特殊高收入，这使得其他行业职工忿忿不平，同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公民，为什么他们这么高；四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党政干部本身就有感受，同样级别的干部不同地区收入差别很大，包括职务消费部分。

　　陈文通说，除了差距以外，低收入和低工资也是大问题，工人的工资只有同水平的国家的一半左右，这固然为我们的出口提供了劳动力优势，但问题是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可以说现在的分配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我们在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有1到2亿，有说法是3亿。

　　另外，国内消费不足已经让我们的发展模式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我们试图用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拉动工资增长，结果由于要保持出口竞争力，工资越来越低。我们的经济增长只在小范围内循环，投资品在生产和建设之间循环，脱离了消费环节，表面上增长很快，但实际上与群众要求越来越远。过多的资源向城市和工业倾斜，老百姓的利益越来越少。

　　保护弱势人群的谋生权

　　近日，上海市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据了解，目前上海的无证摊贩在5万以上，上海市市容局将允许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给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但基本条件是：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

　　今年1月份，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小贩的谋生权高于市容整洁权的观点，由此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的强烈关注。

　　近年来，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成都商贩尿泼城管，北京的摊贩、退伍军人崔英杰激愤中刀刺城管人员致死以及由此引发是否应承担死刑责任等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月28日，接受本报专访的张恒山教授表示，城市的小摊贩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同情和尊重的一个群体。城市的小摊贩中少数人确实不太注意文明卫生，需要加以教育管理。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要允许小贩经营，在允许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管理。这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不这样做不行，像我们一些地方禁止摊贩，就是倒行逆施，是断人家生路的事情。

　　他说，上海的做法是有一定限度地放开，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小贩管理得好的话，市民的生活更方便，对市容的影响也不大，城市是用来生活的。

　　早在两三年前，张恒山教授就在课堂上开始以小贩与城管的关系为例来讲解权利冲突，他说，我们一般都谈人权保障，但现实中不同群体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两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在对权利的需求中，小贩要谋生，摆摊是要饱肚子，吃饭是最基本的需要，城市清洁是在吃饱饭之后更高的需要，在最低需求没有满足时不可能满足更高的需求。把城市市容整洁摆在前面，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价值位阶排列。

　　“小贩也是我们国家公民的组成部分，对小贩也应当像对待其他市民一样给予同等尊重。”他说，我在给党政干部上课时讲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员都能够接受，少数人有意见保留，但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张恒山说，把城市的整洁置于小贩谋生的权利之上，这是本末颠倒的价值观。我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以至可以为城市的贫困户、农村的贫困户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我们缺乏有效的失业救济制度，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困难的人卖点东西补贴家用，这是自力更生谋生存，政府应该鼓励。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不在同一个价值位阶上。

　　为什么我们一直忽视小贩的存在？张恒山教授解释说，我们有各地方性城市管理的规章，但民众能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规章的制定，这些规章是否充分反映民意，现在不好判断。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地方立法主要靠地方政府，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认识。合理的城市管理规章的制定，其背后有一套很复杂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正义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在我国研究非常不够。中国这些年对经济发展理论关注得多一些，而社会正义问题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是在最近这几年，而普遍进入学者、民众和官员视野，就是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之后。

　　张恒山介绍，体现公平正义有几个层面：第一是基本制度上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不管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或其他什么条件。这点说起来很简单，但现实社会中没有做到，最明显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制度本身就是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两类，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事务上体现着区别对待。现在的很多社会不公正和体现着这种不公正的政策都根源于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是谋生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这一点上，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受教育不同谋生机会就不同，而受教育不同从哪里来，城乡二元结构就会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在两所不同的学校受教育，导致的谋生机会也不平等。另外还有职业选择的机会平等问题，资源获得的机会平等问题，等等。比如获得土地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但实际不是如此。改革中很多资源分配，获得资源的机会都是不平等的。

　　第三是对因社会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的不平等加以合理调节。除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缺陷导致因机会不平等带来人们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外，平等机会下的市场竞争，也会产生不平等。市场中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交换，学术上叫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理的信息隐瞒，导致市场交换的不等价，虽然是合法的但又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贫富差距过大，这时作为社会群体的总代表，政府就有义务对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

　　张恒山说，一方面要承认，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平等，人们的收入有差别，而另一方面就是这种不平等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如果差距到了10%-20%的人占有80%-90%的财富，而政府对此不采取任何调节措施，这就会埋下社会以非理性方式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隐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

　　垄断高收入没有理由

　　此次调节收入分配大潮中，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去年5月，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劳动部副部长步正发指出“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据他介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去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酝酿相关方案，旨在通过经济和行政“两种手段”来对垄断行业的过高工资收入加以限制。与此同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劳动部等几部委共同起草的一份名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稿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

　　6月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资委发出文件开始削减央企高昂的住房补贴。

　　陈文通说，垄断行业高收入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城市职工的反应，七大垄断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很大比重，一年几千亿的利润，留在企业里，职工收入很高。

　　“一些垄断企业连看大门的每月都能拿到三四千元工资，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陈文通说，垄断行业要限制合理的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我们之所以允许垄断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本身的特殊性，由国家经营更好，但如果国家经营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垄断结果，还不如私人经营好。

　　他认为，我们应该限制垄断企业，首先限制其利润，再限制其工资，既然是国企，就可以控制其工资涨幅，另外可以通过所得税来调节。

　　他说，技术本身可以导致垄断，但不是全面垄断，比如电力行业，电网是必须垄断的，不可能有几张网，但不能电力设备的零件都要垄断，不能有过高的垄断利润，过去的汽车制造中，救护车就必须由
卫生部的厂子生产，安全用车由公安系统生产，建筑用车由建筑系统生产，这就不合理，要清理。

　　根本则是通过价格限制来解决垄断性超额利润问题，利润才决定工资。其经营成本究竟多高，是不是亏损，不能由企业自己来说，要通过
审计等手段来查明。

　　陈文通认为，既然是垄断行业，其产品和服务价格就不应该自主决定，价格应该由立法机构或立法机构授权政府来制定，给企业留出合理的利润，比如公交和汽油，就要国家定价。

　　相伴而生的问题就是，政府长期缺位，没有行使定价权，虽然表面上是政府定价，但主导权还是在企业和行业手里。

　　是否能够打破垄断，陈教授并不乐观，他说，因为已经有了利益关联，垄断企业的收益一部分流到中央和地方财政，有的还是支柱企业，两级财政都靠其保障税收，反垄断并不容易。一个是涉及财政收入问题，另外一个也有稳定的问题。

- 作者： zwwwxy 2007年03月4日, 星期日 22:36　回复（12） |　引用（2）加入博采

问显失民心工程为什么可以由一个部门强行全国推行？广电总局强推数字电视遭抵制下文重提公益性

牛虻观点：
牛虻刚好算得上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的专家了，此数字电视非彼数字电视。本来技术上看三网合一，通过CATV作数据通信较电话线的DSL有更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不是通过垄断手段搞低质高价，收数据服务的钱仍给看古董级的模拟电视，还欺世盗名地说什么进步。就因为对于有线电视部门榨民掠财的手法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工程是显而易见的失民心工程，但为什么不但得到中央默许还可以全国强行推行？仅仅是部门利益可以解释吗？为什么部门利益可以高据国家利益之上鱼肉百姓呢？这才更值得中国人深思。

新闻：
正当各地广电部门为2006年全国数字电视用户整体增长880万户额手称庆之际，一场从全国各地两会上刮起的反对数字电视强制转换的声音却不期而至。

　　同时，今年2月以来，南京、贵阳、南宁等地用户普遍反映，数字电视收费价格超过群众接受能力，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关闭模拟信号，以及数字电视节目质量有待改善等突出问题。

　　在各方压力面前，2月28日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了<广电总局进行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情况通报>，特别强调在坚持推动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要坚持有线数字电视的公益属性不动摇，妥善处理好不愿参加转换的用户的难题，同时在增加收费的同时要提供增值服务。

　　广电总局三道通知

　　拥有74万户数字电视用户的南京是这场不满情绪的发起点。经济相对较弱、却率先完成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广西，以及贵州，很快加入到这场风波当中。

　　今年1-2月，在这些地区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有很多代表反映，当地广电部门只顾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而忽视了有线电视用户的接受能力，甚至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

　　在南京甚至出现了部分用户退订数字电视的行为。有用户告诉记者，"小区统一改数字电视时我家就改了，开始选了点播，一段时间后发现几乎所有节目都收费了，于是退了点播功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主要是不满原来的宣传不实，而且他们强制转换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

　　在发展数字电视用户超过180万户的广西，针对数字电视的投诉比较多。南宁一位数字电视用户告诉记者，"我们的频道数量和节目数量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是收费却增长了接近一倍，作为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广西的收费应该与广东、江苏有所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系列的投诉后，广电总局也开始重视这些突出的矛盾。在到南京、南宁等地调研后，广电总局2月3日和5日连续下发两道通知，要求各地积极推进的同时强调要照顾到贫困低保家庭的收视利益，对不愿转换的用户，要"妥善解决"，至少保留6套以上的模拟节目。

　　对于提高收费的原因，广电总局在2月28日的通报中指出:一是我国有线电视的发展，国家没有直接投入资金，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带有公益性质的低收费政策来维持日常的维护和运转;二是有线电视数字化后加大了运营成本，需要增加投入，改造网络，免费为每个用户配备
机顶盒，建立客户服务体系等，靠原有的基本收视维护费是难以承担的。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在节目数量质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模数转换应该是"全面免费"的，如果广电无法承担转换的资金压力，那就干脆不要上马数字电视，绝对不能将成本增加转移到用户身上。

　　事实上，广电总局对数字电视的态度已悄然改变。

　　对于以往提出的年增长3000万户的目标，广电总局科技司有关人士表示，"短期内我们不会再提这样的目标，稳步发展成为我们新的方针。"

　　数字电视两难

　　事实上，此轮风波并非偶然事件，从2003年广电总局全面启动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开始，数字电视的推广就一直不顺利。

　　广电总局科技司有关人士表示，广播电视的公益性造成广电部门长期没有盈利目标，然而由于资金的缺乏，无论是以往的有线电视推广，还是目前的数字电视推广都遇到了很大的资金瓶颈，"我们希望这次数字电视转换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有线电视用户到2006年增长到1.3亿户以上，但是却因为各地网络的投资者不同而形成了传输网络无法统一的弊端，在数字电视时代广电总局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

　　2000年后，各地广电机构纷纷打着数字电视的旗号上市，目前国内A股已经出现像
东方明珠、歌华有线等十几家"广电系"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同时，却陷入了股东对其利润增长的要求中，数字电视被他们看作是解决利润增长问题的重要方式。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表示，"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相比，广电每年不到1000亿元的规模太小，这主要是因为广电的ARPU值太低，目前只有十几元，而中国移动的ARPU值接近100元，数字电视能帮助广电解决这一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49个试点城市在推广数字电视中，虽然都举行了所谓的价格听证，但最终数字电视的收费却从模拟时代的17元/月提到25-28元/月。然而，这一标准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已经超过了群众的接受能力。

　　歌华有线市场运营总监罗小布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地区推广数字电视采取的强制关闭模拟信号的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抹杀了群众的选择权。"

　　据罗小布介绍，歌华数字电视推进的速度取决于未来付费节目的市场效果，如果付费节目的订购不理想或收费方案迟迟不被批准，公司出于业绩考虑很可能放慢转换速度，因为短期内想提高数字电视收费难度很大。

　　广电总局在2月28日的通报中也强调，在增加收费后必须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罗小布表示，数字电视的公益性要保证绝大多数用户收看到更多的节目，这部分不应该提高收费;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又要保证利润，这主要靠面对高端用户的增值服务，高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节目，"这方面中国移动就做得很好，在农村很多用户每月电话费只有10几元，而在城市很多用户则超过千元"。

　　然而，增值服务的差异性节目目前却面临着缺乏的困境，真正的数字电视频道尚未真正开通。"用看数字电视的钱来看模拟节目，老百姓当然不满意。"有广电内部人士如是评论。

- 作者： zwwwxy 2007年03月3日, 星期六 18:51　回复（2） |　引用（1）加入博采

单位低价房本质是垄断福利

牛虻对本文不评了，它的观点与前一文的评注相同。

舒圣祥

　　国税总局和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单位按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征新税似乎总是不受欢迎的，公众之所以对税收形成这种“相对剥削感”，属于一种税负不公后遗症———征税总是征穷人的，或者最后总是要落到穷人头上，于是人们开始厌恶一切征新税的消息，并将之视为增加自身税务负担的前兆。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公众对单位低价房征收个人所得税报以谴责，是不难理解的。公众的谴责理由很简单：商品房价格高到离谱，老百姓买不起，单位低价房已成为很多人圆住房梦的一线希望，难道国税总局希望单位也像房地产商一样，大赚职工一笔才开心吗？

　　其实，如果真有单位低价房可分，大家即便交点税应该也是很开心的，因为税率不可能百分百，与高企的市场
房价相比，赚头依然很大。问题是，谁能分到这样的单位低价房呢？请注意，征税的“差价”是指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也就是说，如果单位按建造成本价或者按购置价卖给职工———这比市场价已经便宜很多，依然不征税。一般的自负盈亏单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有多少单位，又是什么样的单位，能够大方地从身上割肉卖给职工低于成本价的房子呢？要知道，这需要割的肉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许多企业对职工的法定义务尚且不能履行，许多职工应得的法定权利尚且不可得的时候，奢望一般的单位能给职工分配单位低价房，岂不是痴人说梦？至此，什么样的单位能给职工分配低价房，又是哪些人可以得到单位低价房，答案已经十分明了。除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垄断企业，还能有什么单位会对职工如此“仁慈”呢？

　　毋庸置疑，单位低价房是一种特权产物，脱胎于特权经济的单位低价房，必然只会为小部分特权人士所享有，而不可能成为大众福利。这与电信职工打电话不要钱、铁路职工坐火车免费等一样，都属于“垄断福利”的范畴。“垄断福利”的来源，要么来自软约束的公共财政，要么来自被瓜分的国有资产，要么来自无休止的垄断涨价。总而言之，这些单位之所以能对职工大方割肉，正因为他们割的并非自己的肉，而是大众的肉。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单位低价房不是来自单位对职工的慈善，而是来自对社会福利的盘剥；不是单位在给职工发放福利，而是大众在为小部分人购买超低价的房子支付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单位低价房征收
个人所得税，至少在表面意义上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的，但是离实质公平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征税，而在于征税的方式是否足以实现公平，以至于，会不会走向公平的反面？———征税行为等于间接赋予了单位低价房合法性，以后是否只要缴纳个税，特权单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盘剥社会福利以自肥？

　　显然，征税的方式太温和了，不足以遏止垄断福利，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我们需要站在反腐败的高度来看待单位低价房，要看到公共财政的流失，看到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不能只看到微不足道的个税税款流失。

- 作者： zwwwxy 2007年03月3日, 星期六 12:50　回复（0） |　引用（2）加入博采

为什么中国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房产商只是代罪羊

牛虻观点：
无论房价是高是低，我觉得都不能单方面责怪房产商，在中国，所有的结果都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或者市场中某一部分人的结果。无论是医改改出百姓看不起病，还是房改改出百姓买不起楼，都是同样的资金流作怪：政府相关人等中也有大批人要住房，这个成本政府既然不能从正项收入（税收中）找到平衡，就只能通过政府炒地价炒房价找到平衡。恰恰英国前殖民地香港提供了一个政府炒楼代替正项税收的案例，所以今天政府也象香港英国殖民地当局一样以炒地来积累自已内部的住房资金，这样根据社会财富的平衡要求，老百姓等买房的成本当然就远远高于正常的房地价水平了。

政协委员称五年后珠三角难觅均价万元下住房

政协委员称五年后珠三角难觅均价万元下住房
彭磷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股市就像一个苹果，抛到最高点，自然就往下落了，但房价不同，尤其是广州的房价不同，我可以说，广州的房价几乎没有泡沫。”

　　前日，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在北京表示，九部委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昨日，该消息引起市民和网友的广泛关注。据奥一网统计，仅昨日一天该新闻浏览量便达36万人次，发帖过800条。不少网友发帖反对彭的提法。

　　对此，彭磷基昨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赞成国家打击囤房、炒房，只是希望相关措施能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他分析预测“5年后珠三角将很难找到均价万元以下的房子”。

　　51%网友不同意彭的观点

　　房价是市民和网友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前日，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表示，“九部委《意见》处罚开发商囤房、炒房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这些对开发商的种种限制与处罚于法无据或侵犯其合法权益，他建议国家机关不要仓促出台“急就章”式的政策。

　　因为涉及房价，相关消息直接触动了市民和网友的神经。据奥一网统计，仅昨日一天相关新闻和报料的浏览量就高达36万人次，到昨晚9时相关评论发帖已经过800条。

　　不少网友对彭磷基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网友认为彭的提法是认为开发商囤房、炒房合法。记者发现在投票统计中，有51%的网友不同意彭的观点，有22%的网友选择同意，还有25%的网友表示“说不清”。也有网友的观点比较理性。“政府在致力解决房地产政策的同时，对不同用途的土地合理制定出不同土地使用价格。”有网友这样发帖。

　　彭磷基称网友误会了他

　　对于网友的不同声音，昨日彭磷基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些网友误会了他的意思。“我是对相关具体措施的制定提出建议，希望不要朝令夕改，制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措施，然后依法行政，”彭磷基说。他表示，由于房价问题受到多方关注，之前一些政策措施突然推出，也导致了开发商不得不由此进行调整，也导致了一些损失。

　　彭磷基表示，作为政协委员，他在调研提交提案时，更多地关注普遍的民生问题。他不会因为涉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担心受人非议，而故意回避房价等问题。

　　“房价上涨还将继续”

　　房价是否还会再涨，这是普通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昨日预言，房价上涨还将继续，“5年后，珠三角将难觅均价万元以下的房子”。

　　“股市就像一个苹果，把它抛上去之后，到了一个最高点，自然就往下落了，目前的股市随时会进入一个下落倒计时。但房价不同，尤其是广州的房价不同，我可以说，广州的房价几乎没有泡沫。”彭磷基具体分析，地价、材料、资金成本这三大房价的决定因素均在迅速攀升。他由此判断，广州、珠三角其他城市5 年后，很难找到均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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